赏析林超贤的作品风格及主题，探寻香港警匪片背后强调的现实性

赏析林超贤的作品风格及主题，探寻香港警匪片背后强调的现实性。

从林超贤早期拍摄的香港电影作品中可以发现，他热衷于拍摄警匪题材的动作类型电影。当电影类型被归于警匪片或动作片，影片中就注定充斥着暴力冲突，犯罪、打斗、杀戮和枪战等暴力元素。

林超贤导演的动作警匪片在经由《线人》、《证人》、《逆战》等电影逐渐形成了有林超贤个人特色的“暴力美学”。

纵观林超贤导演拍摄的香港动作警匪电影，影片镜头表现得无一不是展现出紧张刺激的枪战打斗场面，电影中充斥着爆炸、砍杀、追逐、搏斗、厮杀等暴力元素。

这些暴力元素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香港电影繁盛时期暴力美学中所共有的标志性符号。在电影商业价值与艺术追求的两翼下，林超贤导演对动作警匪片的把握可以说是由外及内的。

其作品外壳主要是通过暴力美学中激烈刺激的动作场面，以死亡、犯罪、枪战砍杀等暴力场景来反映当时香港黑社会的现实环境，以及文化制度冲击下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与黑暗。而作品内核则围绕人物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取向、人物命运展开叙事。

林超贤的香港警匪片通过反映人物边缘化困境的叙事主题，引出警与匪之间对立的身份立场和生存困境而造成的暴力冲突，通过营造沉郁写实的影像空间，复原香港当时生活的现实样貌，设计写实性打斗动作体现暴力纪实，使其影片呈现出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暴力美学。

叙事基于现实社会语境

在林超贤导演二十多年的电影拍摄生涯里，警匪片创作的叙事主题几乎是与香港回归后的社会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电影反映了香港人在社会动荡变革中所出现的生存困境，包含身份困境和精神困境。

在身份困境之下体现出身份的边缘化，在精神困境之下则体现出价值观的边缘化。

在港英执政至香港回归初期，香港混乱的社会治安给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环境。

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盛行，社会治安让人们引起恐慌，时刻威胁着市民的生活与人身安全，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遭到冲击和模糊，个体在社会正义与善恶情理之间徘徊不前。与此同时，香港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部分警察的身份的社会属性遭到威胁。

为了解决生存困境只能与黑社会同流合污，造成身份的边缘化。同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中不乏出现香港回归前后混乱的社会心理使得警察队伍人心动摇的情况，其主要因为个人属性与社会属性受到社会失序的冲击，造成警察队伍中有些人陷入身份困境和精神困境。

1998 年林超贤导演拍摄的《野兽刑警》构建了一条警与匪之间的灰色地带，讲述了警与匪黑白相间的故事。其主人公“古惑仔警察”烂鬼东游走在黑白两道的边缘。

他跟黑帮称兄道弟，帮警察摆平他们解决不了的黑帮恩怨。正如电影中烂鬼东上司张警官的台词所说：

“黑与白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只不过有的人面积大些，有的人面积小些”。

在警匪电影《重装警察》中五个警界精英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挣扎，在警与匪的角色间来回切换。

原本坚守着正直和使命的五个警察为警队忠心效力，由于警队对其缺乏责任和关怀，昔日衷心为民的五人最终走向了对立面，由警变成匪。

通过心怀作为的警察帮助沦为打劫者的旧日同事这一人物关系的设置，不仅让警察这一身份属性变得模糊，也是当时一种在当时社会环境混乱的秩序下对社会公平的质疑和讽刺。

在现实社会语境下，林超贤导演从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取材，以当时轰动整个香港的“徐步高枪击案”为背景，改编创作出动作电影《魔警》。

这则真实案件发生的背景是在 2001年至 2006 年期间，警察徐步高因患有分裂型人格障碍，在香港犯下了两起杀警案件和一宗抢劫案并造成四人死亡，因此被冠以“魔警”之称。林超贤便以徐步高的人物形象为原型，在影片中塑造出一个内心有着魔障和精神问题的魔警王伟业。

人物塑造注重刻画人性

在林超贤执导的早期香港警匪片中，深入挖掘了警察与匪徒在人性“善”与“恶”、“情”与“理”之间摇摆不定的精神困境。

电影中人物的精神困境主要体现在心理障碍与道德倾向上，这类具有心理障碍的警察形象之所以在香港电影中大量出现，是因为经过香港回归之后几年的平稳过渡，民众从回归初期混乱的心态中趋于稳定，转而将关注的重点由原来对身份归属转向那些曾经被香港经济繁荣所掩盖的社会问题与民众的心理问题。

在林超贤早期诸多香港警匪电影中，他对香港警察形象的塑造更为立体化，不再像以往一样以扁平、单调的正义形象示人，而是将警察塑造成在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人性复杂交织且道德困境的一类人。

例如在电影《线人》表达的核心是希望和绝望交织的人性困境，影片中情报科的高级督察以污点线人和人性的贪婪来发展线人和收集情报，当警署李沧东看着自己的线人接连被砍杀，他意识到警察与线人在表面虽然只是买卖，实际却是以人性做交易。

当警察李沧东在面对失去爱人的悲痛下，最后闪现出了一丝人性的光辉，在背负挪用公务费用的风险代价下仍选择将好处费付给线人。

通过警察李沧东与“线人”废噏、细鬼的情感道德变化，反映了在社会中人的诸多无奈和人性黑暗面；电影《魔警》通过暴力美学展现了人性中关于神性与魔神的辩证关系。

暴力常被看作是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而这部影片表达的是自我施虐与被虐，王伟业因无法接受他父亲的死而性情大变，又因误救了杀人犯韩江，人性纠葛与身份认同双双被“心魔”所困。

以上这些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均体现了人性“善”与“恶”、情理与法理之间的精神困境。

写实动作打造暴力影像

作为香港电影中最为成熟的商业电影类型之一，警匪动作电影通常都包含逻辑严谨的叙事结构和惊险悬疑的故事情节，而这类影片更吸引人的地方是通过爆炸、枪战等暴力场面呈现出的视觉冲击力和它带来的心理快感。

在香港警匪动作电影中，提到暴力就必然提及吴宇森的“暴力美学”。

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注重浪漫化和以升格镜头的手法表现暴力和血腥。同时期欧美动作片的暴力镜头则显得迟钝笨拙，而当时中国内地动作电影中的搏斗场面又常常为武术动作的美感所影响，注重武打动作的设计而忽略了人物内心情感。

然而林超贤导演的警匪电影发展则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暴力纪实”特征。

他的电影在枪战、打斗等暴力表现上更贴近实战化，人物的近身搏击主要依照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逻辑，武打动作无浪漫化的象征手法烘托暴力的残酷，使得其动作场景并不同于以往香港警匪电影所热衷的唯美诗意、拖泥带水的套路与招式。

纵观林超贤的香港警匪电影，可以发现影片的暴力风格受到了香港导演林岭东的暴力美学影响，其香港警匪动作电影中常以爆炸场面和枪战、砍杀、搏斗等实战动作场面带来视听上的暴力美学。

电影的动作场面旨在突出暴力的惨烈与残酷，透出一种纪实化意味的血腥感。

例如早期创作的电影《野兽刑警》最后一场两人对打戏中，烂鬼东与图钉华在街巷追逐恶斗，被逼至绝境后在求生欲下本能运用周围缺口的刀和居民楼中的各种生活物件作为武器进行胡乱地搏斗，在拳拳到肉和棍棒砍杀的暴力镜头下将影片推向高潮。

电影《线人》结尾处线人细鬼和同伴以及匪徒等人在废弃教室进行两组生死搏斗，一边是线人和同伴与匪徒之间用刀和棍棒互相砍杀，在堆积成山的课桌椅中追杀，另一边是警察与匪徒扭打在地以拳暴击并抓抠对方伤口。

线人最终被匪徒一刀刀砍在他身上而惨死，画面惨不忍睹，进一步诠释了暴力。

在这两场打斗中，人物就像是处于动物阶段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之下，因接近于日常搏斗中你死我活的常态，有种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凶残的动作场面将暴力与情感巧妙融合，以极强的真实感而给人极强的视觉震撼和切肤之痛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