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英雄》，一部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史诗

近年来，新主流大片的工业制作水平蒸蒸日上，并不断尝试与类型片结合，在服务于价值观建设的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丰盛的视听盛宴。在今年建党100周年的背景下，电影《铁道英雄》既不是重新翻拍《铁道游击队》，也非历史事件的类型化再现，而是通过铁道队英雄人物老洪、平民英雄调度员老王、普通民众护士小庄、火车工石头等多条人物的情感线索，书写了一首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人民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史诗。

  电影成功地融合了多种好莱坞电影工业美学、类型风格，如西部片、战争片、黑色电影、谍战片等，尤其在张涵予饰演的老洪的战斗段落中体现得非常显著。为了支援山里的抗日斗争、捣毁日军的铁路后勤供给线，老洪夜晚只身潜入货运车厢，截获敌军补给，这一场景带给观众一种暗夜佐罗在北国风雪中出没的恍如隔世感。而在预告片中的枪战桥段中，老洪的三八大盖也不再斜插在前襟之下，而是配于右侧腰间，撩起飘逸的衣角，右手于腰间摸到配枪之时，手肘向后直线上提，并瞬时在腰间击发的连贯动作处处可见西部牛仔的影子。然而，当观众真的抱着观看类型大片的期待走入戏院，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心理落差。这些落差清晰地反映在网络影片简评与视频up主的评论之中——“这片子打得不过瘾！”“战争场面不够激烈！”。

  《铁道英雄》是一部反类型的类型大片。影片从本体层面处处显现出一种反抗精神：表面上看似臣服于好莱坞类型片的规则，游走于西部片、战争片、黑色电影的边缘，但内核则完全相反——英雄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少年自幼没有母亲，父亲在矿难中失踪，导致俄狄浦斯情节没有存在的土壤；王子也没有被力比多驱动为“父”复仇；硬汉英雄老洪并非一位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也没有英雄救美；女性出场不多，护士小庄没有成为英雄的拖油瓶；电影的终曲也非大团圆结局……种种迹象都指向一种反抗，在造型艺术上集合了所有的类型电影应有的视觉和听觉元素，但在叙事上却完全不同于好莱坞类型片。这无疑激怒了一些类型片观众，但几乎每个通过视觉风格、海报、预告片对类型抱有预期的观众，在宣泄了自己的类型欲望之后，又都不约而同地谈及影片主要角色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

  反类型的类型大片跳出了单一类型影片单线叙事的窠臼，在提供视觉大观的同时，将更多的主题、元素与人物有机地融入一部电影中。影片在各种电影类型之间游走，巧妙地在情感叙事中穿插了战争历史“四重景深”的电影记忆——党组织的领导、英雄主义个体的战斗、平民英雄的无私抗争、普通中国人民的战争苦难与挣扎。这“四重景深”，在“运动-影像”、历史、战争史诗、作为主体的人之间变奏，勾勒出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时刻。电影通过对这“四个景深”叙事的情感聚焦与变奏，彰显了中国人的英雄气概与尊严，更显现了在抵抗侵略战争的历史“原境”，中国人民不屈与无畏的民族性格。

  此外，这样的叙事方式还为挖掘人物情感空间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抗战题材电影与其它电影不同，在跳脱出齐泽克所谓“好莱坞内外的拉康”的个人欲望套路之外，电影不仅抵抗了一种好莱坞式的叙事滥套，更在电影本体层面抵抗一种俄狄浦斯症候，成为一种更加丰富的情感空间。而这种空间以前更多地被视为文艺片、艺术电影或者独立电影的保留地。《铁道英雄》却在描绘战争的残酷、英雄的勇敢之外，还以更加温情的笔触展现了战时华北民众的残酷、痛苦、紧张、哀伤的聚焦。这种战争悲歌中的“温情寓言”细腻地展开于少年火车工石头的故事线中。

  《铁道英雄》由反类型的情感叙事进入艺术创作的场域，进而通过“四重”线索的交叠带领观众重回华北反法西斯战争历史时刻的情感“原境”。电影将平民英雄的抵抗与普通民众的挣扎同样纳入英雄叙事的创作，在时间与影像的互相作用下，电影重新揭示的正是法国艺术史学家迪迪·于贝尔曼所谓的“记忆的灼痛”。在这里，电影不再仅仅是媒介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官刺激，而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抵抗，既反帝国主义、反侵略，也反俄狄浦斯、反好莱坞。也许正如法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在《电影I》中说：“艺术就是抵抗本身”。（作者：栗琳，系北京大学艺术理论博士研究生、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与数码媒体艺术硕士）